1994年，张艺谋将余华的同名小说《活着》搬上银幕，这部斩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作品，不仅成为文学改编电影的巅峰之作，更以独特的黑色幽默笔触，在历史的苦难褶皱里，写下了关于“活着”的终极命题。影片透过福贵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串联起中国近代史中土地改革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节点，让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沉浮，却始终以“活着本身即是意义”的信念，在绝望边缘触摸到生命最本真的韧性。

        葛优饰演的福贵，开篇是嗜赌成性的富家少爷，一袭绸衫、油头粉面，在赌场里挥金如土，将家底败得一干二净。当他从败家子沦为佃农，从锦衣玉食跌入三餐不继，命运的玩笑才刚刚开始。张艺谋没有刻意渲染苦难的沉重，反而用充满生活气息的黑色幽默消解着悲剧感：福贵背着皮影戏箱走街串巷，在田埂上唱着“皇帝招我做女婿”，荒诞的唱词与窘迫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；即便在大跃进时期被迫砸锅炼铁，他仍能在深夜偷偷为家人煮一碗米粥，用微弱的温情对抗时代的荒诞。这种“苦中作乐”并非麻木的妥协，而是底层生命在绝境中自发的生存智慧——就像他手中的皮影，即便在动荡中被撕得粉碎，只要人还在，就能重新糊起新的皮影，继续唱下去。

        影片最令人动容的，是福贵身边亲人的相继离去。从父亲被气死、母亲病逝，到儿子有庆为救县长夫人被抽血过量致死，女儿凤霞在分娩时因医疗条件简陋大出血离世，妻子家珍积劳成疾撒手人寰，最后连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也未能幸免。每一次失去都像一把重锤，砸在福贵的生命里，却从未将他彻底击垮。张艺谋用克制的镜头语言展现这些悲剧：有庆死去时，福贵抱着儿子冰冷的身体，镜头缓缓拉高，定格在空荡荡的医院走廊；凤霞下葬后，福贵蹲在坟前沉默抽烟，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却比任何激烈的情绪爆发更具穿透力，因为这种“沉默的承受”，恰恰是生命韧性最真实的写照。

        皮影戏作为贯穿全片的核心象征，承载着福贵对生活的全部热忱。年轻时，皮影是他挥霍时光的工具；落魄后，皮影是养家糊口的营生；动荡中，皮影是精神寄托的载体。当红卫兵将皮影当作“四旧”烧毁时，福贵没有反抗，只是默默看着火焰吞噬那些色彩斑斓的影人，就像看着自己被时代碾碎的过往。但他从未真正失去皮影——晚年的他牵着一头同样名叫“福贵”的老牛，在田埂上哼着皮影戏的调子，将过往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悠扬的唱腔里。此时的皮影已不再是具象的道具，而是转化为一种生命态度：无论经历多少失去，只要心中的“戏”还在，生活就有继续下去的意义。

        《活着》的伟大之处，在于它跳出了“控诉苦难”的叙事窠臼，转而探讨“如何在苦难中活着”。张艺谋曾说：“活着，就是一种胜利。”这种胜利无关功名利禄，无关时代洪流的裹挟，只关乎个体对生命本身的坚守。福贵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他只是一个在历史浪潮中随波逐流的普通人，但他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：即便失去所有亲人，即便被时代反复碾压，只要还能呼吸、还能劳作、还能对着老牛说话，生命就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这种对“活着”最朴素的敬畏，超越了时代的局限，成为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精神共鸣。

        作为余华小说改编的巅峰之作，影片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，又通过影像语言赋予其更鲜活的生命力。葛优凭借对福贵精准的诠释斩获戛纳影帝，他将角色从纨绔子弟到沧桑老者的转变演绎得层次分明，眼神里的狡黠、痛苦、温柔与释然，构成了一个立体丰满的生命个体。如今时隔近三十年，《活着》依然在银幕上散发着不朽的魅力，它提醒着我们：生活或许充满苦难，但“活着”本身，就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回应，是生命最动人的史诗。